1935年1月，在遵义的一间房间里，一场会议开到深夜。博古作为主持人，面前有一份关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总结报告，他在报告中承认了失败，但把责任归咎于敌人实力强大和客观困难。随后，周恩来作了副报告，主动承担了军事领导的责任。接着，张闻天、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人也纷纷发言，批评博古和李德所推行的军事路线。会议最终决定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，朱德和周恩来接管军事指挥，毛泽东则成为周恩来的助手。博古，这个在党内和红军中掌权近四年的年轻人，由此被解除最高军事指挥职务。
许多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止于此，认为博古的故事就此结束。然而，人物在失去权力后的余生才更能体现其真实面貌。博古没有选择逆反或闹事，而是接受了会议的决定。遵义会议之后，他仍然担任政治局常委和委员，并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。这个安排透着一丝不寻常，刚刚因军事路线问题被免职的人，竟被安排在一个关系到部队士气、政治工作与宣传动员的职位上。这并非冷处理，而是充分利用他的长处。博古从未在实战指挥上表现优异，而他的优点则在于理论和组织动员。因此，总政治部的职务让他摆脱了不擅长的领域，转向他得心应手的工作。
在1935年2月上旬，红军行军至贵州毕节时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进行人事交接。张闻天接替博古，不再负有最高指挥权。交接时，博古将几副装有重要文件、会议记录和中央印章的挑子毫不犹豫地交给张闻天，整个过程没有争吵和拖延。一个果断交权的人，展示了他内心对组织纪律的重视。他可能不完全同意对其路线的定性，但没有把交权变成一次对抗，而是接受了这个结果。
在中共七大上，博古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。他坦言，自己在遇到问题时，首先想到的不是实际情况分析，而是去参考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和其他国家的做法，未能充分估计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艰苦性。这种坦诚在党内高层并不常见，他不是在敷衍，而是在剖析自己思维方式的问题。这种能够自我反思的人，在失去权力后，往往不会选择消极放弃，而是会寻找新的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。
博古在总政治部的代理主任任上时间不长，但这一职位使他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角色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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